逝者|张国宝:从青藏铁路到西气东输,世纪工程的建设者
作者: 发布时间:2019-10-09 10:15

2000年2月14日,一场事关中国天然气发展的汇报会议,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主持下悄然召开。

汇报人是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下称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国宝。他打开一张东海地图,开始介绍起这片海域的天然气开发情况。

“国宝同志,我让你汇报西气东输,你怎么讲东海?”朱镕基打断了汇报。

“总理,东海和上海毗邻,新疆则距上海4000多公里远,如果我们不把东海目前的开发情况汇报清楚,恐怕后人会质疑我们为何舍近求远。”

朱镕基点了点头。汇报继续。

两天后,国务院下发纪要,决定成立西气东输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张国宝任该领导小组组长。

四年后,西气东输一线建成投产,中国天然气行业由此拉开了大发展的序幕。

这只是张国宝参与决策的上千项重大项目之一。

张国宝是浙江绍兴人,生于1944年,是一名公认的技术型官员。

他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先后在陕西汽车齿轮厂担任过技术员、工程师,也在机械工业部汽车局任过职。

1981年,他获得西安交通大学工学硕士学位。1991年起,先后担任国计委投资司工业处处长、投资司副司长,国家计委副秘书长、副主任等职,还是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委员、协助主任分管固定资产投资、外资、重大项目审批等工作。

1999年,55岁的张国宝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能源基础交通、工业等领域。2003年,其任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并于2008年3月成为国家能源局首任局长,直至2011年退休。

在部分媒体及业内人士看来,张国宝为人谦和,不摆架子,态度开放,善于总结和思考问题,且愿意对外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他长期为媒体撰写专栏文章,即便2015年被确诊患上了严重疾病,选择到波士顿麻省总医院治疗期间,也在不断地写作。

国家能源局主管诸多重大能源项目,一直是中国政府进行反腐工作的“重点部门”,自成立起的十一年内,已有多位该局官员落马,其中包括两任局长——接替张国宝的刘铁男,以及第四任局长努尔·白克力。

张国宝在国家能源局局长的位置上全身而退。在他主管中国能源事业的12年里,中国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发展的关键阶段。

他参与决策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世纪工程,也包括中亚天然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特高压输电线路、新能源基地开发建设等。

这些工程对中国能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其间也充斥着诸多争议。

缔造西气东输工程

20年前,西北塔里木盆地的沙漠深处,常年点着“天灯”。那些伴随石油开发而释放的天然气,被认为“无用”而放火烧掉。

当时,中石油时任副总经理史兴全提出,可以在地图上画一条直线,将这些天然气从新疆送到上海。西气东输一线的走向雏形由此形成。

1999年末2000年初,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考察完塔里木后表示,塔里木盆地丰富的伴生气放空烧掉很可惜,上海作为中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亟缺能源,建议国家建设年输送能力约200亿立方米的管道项目,将气从塔里木外送到上海。

当时在国家计委分管能源基础交通的张国宝接受了这一任务。

“当时国内天然气行业还只是初生,上游勘探开发也不明确,也并不存在下游天然气市场。”他在自己的著作《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中写道,“在这样稚嫩的上下游条件下,建设一条世界级的长输管线,其挑战空前,质疑之声自然不会少。”

彼时,中国天然气产量仅272亿立方米,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不足3%,全国的高压管道约2万公里,大部分为连接单一气田与单一用户而建。

数个问题涌上张国宝的心头:如果建设了管网却没有气供应怎么交代?如果要外送天然气,这么长距离,经济上到底划不划算?如果建成之后没有效益怎么办?如果工程建设到一半,忽然证实产量没有那么大,又该如何面对投资?

在这一系列问题之前,首要的问题则是,究竟应该优先开展西气东输,还是先开发东海?

此前,地质部的勘探队伍一直在研究东海的油气资源情况,已经发现了平湖油气田,并有了4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产量,可就近供应上海。

张国宝最后认为,西气东输可行,因为整体上看,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缺乏能源,依然需要更多的天然气供应,当时并没有液化天然气的概念,东海天然气储量也并不确定。

作为西气东输一线的气源地,塔里木盆地当时发现的克拉2特大型气田,日产量约1000多万立方米。地质学家推算,其储量在8000亿-10000亿立方米,预计可采储量3000多亿立方米。

针对管道的年输气量问题,决策层则讨论了很久。

最初,盛华仁提出的建议是年输气量200亿立方米,张国宝等人也希望按这一标准进行设计,连续供应20年。

张国宝认为,规划应该为以后的发展留有余地,以避免日后反复进行扩建。

但保守派觉得,上游可能没有那么多气,且天然气价格较贵,担心下游市场消化不了200亿立方米。

最终,谨慎的态度占了上风。西气东输工程项目按照专家的评估建议,确定运输量120亿立方米/年,管径从原计划的1034mm缩小到1018mm。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说服心存顾虑的各省市同意使用天然气?

为此,张国宝和当时中石油的领导多次前往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主要下游市场,宣讲天然气的好处,请相关领导去塔里木参观。

之后,每个省市和中石油陆续签下“照付不议”天然气协议。中国城市燃气行业由此进入天然气发展阶段,并进入了“快车道”。

如果说,史兴全当时给西气东输画出了一条虚线,那张国宝带领的小组,将这条线填实了。

2008年,西气东输二线开工;2012年,西气东输三线开工。

去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达到2800亿立方米,占到一次能源消费的8%,对外依存度超过45%,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大国。

在争议中推动特高压

2005年6月21-23日,国家发改委在北戴河召开了一场关于特高压输电技术研讨会。参会人超过200人,既有电工专家,也有电力设备专家。

经过三天讨论后,大部分人赞成搞特高压,有六个人反对。张国宝当时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是建设特高压的支持者。

特高压电网是指1000千瓦及以上交流电网或±800千瓦及以上直流电网。反对的焦点集中在交流特高压建设上。

“二滩弃水”事件是让张国宝坚决支持特高压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滩水电站地处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与米易两县交界处,2000年建成,总装机容量330万千瓦,曾是中国最大的水电站。

当时,中国经济处于低谷,全国电网尚未联通,二滩水电站的电力大多只能在四川范围内消纳,因超出本地消纳能力,造成大量弃水弃电。

当时负责分电任务的张国宝称,到处求人,帮忙解决电力消纳问题。后来,他从电力部分管科技的副部长陆延昌了解到,从二滩送出来的电力,一条500千伏交流线路只能送90多万千瓦。

张国宝开始认为,要想输送大容量电力,只有在提高电压等级上做文章。

2006年2月,国务院印发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第一次将“超大规模输配电和电网安全保障”划入“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提出重点研究开发大容量、远距离直流输电技术和特高压交流输电技术与装备。

张国宝没有想到,反对声会持续十多年之久。对特高压的全盘否定也逐渐从直流输电转向交流输电。

2010 年12 月,23位电力行业老专家集体联名上书,反对建设“三华联网”特高压交流电网,持续多年的特高压争论达到顶峰。

“三华联网”是指通过特高压交流网架,将中国华北、华东和华中区域电网联结起来,也被称为“三华”同步电网。

此时的张国宝已66岁,距离其卸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仅剩一个月。

电力行业老专家反对特高压交流的理由主要涉及安全性和经济性因素。他们认为,建设更大的同步电网,如果发生大停电,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将电网拉垮。所以应该分层分级用直流电网隔开,而不应该用特高压交流电网。

反对的第二条理由是,特高压交流电网的投资成本巨大、经济效益差。

还有人指出,特高压交流电网会加强国家电网公司的垄断,违背了2002年国务院“5号文件”关于电力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精神。

张国宝则认为,特高压交流电网的安全性更强。他在书中这样陈述:比如,一条±8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突然发生双极闭锁,500万千瓦的电突然就没了,这会立即引起电网频率的波动,如果没有及时补偿,电网会被拉垮。交流电网则可迅速从别的区域、从更大范围进行补偿,如果只有直流,不能无功补偿,反倒会使波动很激烈。

在张国宝看来,有人反对国家电网建设特高压交流线路,把三华电网联起来,应该是技术之争的问题掺进了非技术因素。

“当时,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就有人找江苏省,要他们表态反对建特高压,”他说,“为什么在特高压论证问题上会这么尖锐复杂?就是没人来作最后拍板,如果不是管理部门内部一些人表面公允,实际上暗中挑事,也不会那么困难。”

根据国家电网的规划,将在“十二五”期间投资超过5000亿元建成“三纵三横”特高压交流骨干网架和11项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资额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其中,交流特高压的投资额约占2/3。

张国宝曾表示:“一个电网和多个电网不是衡量体制好与坏的标准。从国际上讲,既有一个电网,也有多个电网。衡量一项改革或体制好不好,应以生产力作为标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对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要改革。”

特高压线路在争议中不断推进。截至2017年底,国家电网累计建成“八交十直”、在建“三交一直”特高压工程。

2018年3月,蒙西-晋中特高压交流工程获得国家核准,标志着华北区域特高压交流主网架将构建形成,也是国家电网第23条获核准的特高压线路。

之后,张北-雄安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项目、陕北-湖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雅中-江西±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也相继获得核准。

2018年,国家能源局发布《浙福特高压交流等十项典型电网工程投资成效监管报告》指出,部分特高压工程投运后最大输电功率一直未达预期,输电能力发挥不充分,工程利用小时数偏低。

例如浙北-福州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2015年、2016年的实际运行功率仅分别为设计能力的3.6%和3.8%,年利用小时数也保持在较低水平。

哈密南-郑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自2014年1月投产以来,最大输送功率一直低于设计水平,维持在500万千瓦以下。

力促新能源发展

张国宝支持特高压输电的目的之一,是其推行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战略的需要。

他曾参与制定并推动溪洛渡、向家坝金沙江梯级水电站开发;在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期间,大力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以及相关设备国产化。

在张国宝任期内下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指出,风电设备国产化率需达70%以上,不满足设备国产化率要求的风电场不允许建设。一批国内风机制造企业因此受益。

为了降低风电成本,张国宝曾提出特许权招标。当时,中国风电只有48万千瓦装机规模,全部采用进口风机,度电平均成本高达1-2元。

经过多轮特许权招标后,2014年中国内陆风电标杆电价,按四类资源区分别为0.51元/千瓦时、0.54元/千瓦时、0.58元/千瓦时和0.61元/千瓦时。

在张国宝看来,“特许权招标是个好东西,引入了竞争机制,利于风电迅速成长。”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招标成为不惜成本的央企的游戏,其他投资者被挤出了。

此外,在风电产业发展过程中,张国宝提出的“建设大基地、融入大电网”的发展方式,也曾遭诟病。

2008年8月8日,在中国首个千万千瓦级连片开发、并网运行的风电基地——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一期工程开工仪式上,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表示,受风能资源与电力市场分布不平衡的影响,中国风电的开发建设受电力市场制约很大。

为此,采取了“建设大基地、融入大电网”的发展方式,在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建设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打造“风电三峡”。

随后,他提出要打造河北、蒙东、蒙西、甘肃酒泉、新疆、江苏沿海等数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但由于电网建设未能配套,大量已建成风电机组无法并网,造成了日后的弃风问题。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其推动的新能源发展有“大跃进”之嫌。

2011年1月,即将退休之际,张国宝在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介绍了“十一五”期间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情况。截至2010年底,核电在建机组28台、3097万千瓦,装机规模占全球40%以上;风电吊装容量累计3100万千瓦,连续五年翻番;中国水电总装机容量突破2亿千瓦,位居世界第一。

“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需要胆略和战略眼光,要有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要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气概。”张国宝在上述著作中,对自己的决策作出总结。

2019年10月4日下午3点59分,张国宝去世,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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